科技是国之利器。习近平同志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强调要“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准确研判和科学筹划基础研究发展，对于打造科技核心竞争力、构筑先发优势、蓄积长远发展原动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个同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稳步发展，研究产出持续增长、学科演进态势良好、重大原创突破如“星星之火”正在蓄积“燎原之势”。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总体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阶段。
基础研究学术产出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同步。国际科技论文是基础研究的重要产出指标。从数量上看，我国科学家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不断增长，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十一五”期间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突破了全球总数的10%，“十二五”期间达到全球总数的18.43%，这一加速增长趋势还在继续。虽然我国科技论文的篇均被引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学术影响力上升速度超过其他国家，领域加权影响指数（FWCI）从1997年的0.37上升到2015年的0.86。我国基础研究在铁基超导、量子信息、拓扑绝缘体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超级计算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
研究型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同步发展。研究型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是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主体。目前，我国C9（九校联盟）高校与中国科学院在研究队伍体量、科技论文产出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方面基本相当。换言之，我国高水平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能力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国内发展与国际融合同步。近年来，我国在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方面呈现与国内科学事业发展同步的特征。通过国际科技论文合作情况的网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2009年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为0.588，与加拿大、日本、荷兰并列世界第七位；而2014年我国的中心度提升至0.658，位居世界第七位，已超过了上述3国。同时，我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处于网络核心的国家有着实质性合作，尤其是与美国合作密切。中国科学正在从被动向主动、从参与向主导、从输入向输出转变，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个并行”：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基础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布局调整是推进我国科技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五大计划”之一，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作为培育源头创新的重要战略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在统筹支持基础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立足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新起点，我们提出“三个并行”的发展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即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的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学科体系更加健全，奠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基础；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即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众多里程碑式贡献，形成若干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助推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即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为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源头支撑。围绕“三个并行”这一目标，我们要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按照上述“三个聚力”的思路，着力瞄准基础前沿，支持探索研究；着力强化智力支撑，培育科学英才；着力创新仪器研制，强化条件支撑；着力促进交叉融合，孕育重点突破；着力深化开放合作，推进国际化发展。
“三个转变”：提振我国基础研究
当前，基础研究的转型升级时不我待。我国基础研究应尽快完成以下三方面的转变，加快实现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踪模仿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跃升。
从满足于增量型研究向追求重要科学突破转变。绝大多数科学知识是增量累进向前发展，较少见但令人耳目一新的则是通过全新研究方法或理论解释的应用催生新范式、新领域，实现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当前，激励原创突破已成为各国科学界的广泛共识和行动。目前，我国激励科学家潜心钻研科学难题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对需要长期努力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系统性工作耐心不足、支持机制有待完善。应通过深入的战略研究审视科学前沿，选准战略方向，长期稳定支持若干系统性工作，在蓄势已久的重要基础和前沿领域催生更多的原创突破。
从单一评价体系向主客观评价兼具的复合评价体系转变。以往的科研评价体系主要依据比较单一的数量指标，当一套数量指标落伍后则代之以另一套数量指标。这一评价体系广受诟病，但目前尚无新的可替代的评价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评价体系，评价维度应避免单一、短期，探索建立主客观相结合、在充分的基本科学数据支持下的同行专家评议体系。依靠客观的科学数据测度和主观的同行评议意见，形成质量、贡献、绩效等有机结合的复合评价体系。
从被动式科研诚信监管向主动式学术伦理体系建设转变。科研诚信和学术伦理建设是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的重要方面。应注重从被动式接受投诉举报转向主动式体系设计与实践。主动出击的诚信监管不仅力度更大，也更具震慑效应。要建立主动搜寻的科研诚信监审系统，进一步开展嵌入伦理通则与伦理示范的探索。建立科研诚信举报网站和数据分析系统，积累结构化案例库，为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和警示教育提供参照。
